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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化叙事”
果真取代“革命史叙事”
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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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回到中国研究方法上来，如前所述，中国社会史学界比较缺乏在“中层理论”
的范围内建构可操作性概念的能力，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史的主流基本上遵从的是与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学界构建与哲学体系相关的宏大叙事的研究传统。
这和西方中国学界的情况正好相反，西方中国学界特别是美国中国学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已通过学术反思开始疏离巨型理论的控制，而建立起了一系列可操作的中层解释范畴，如“市民社会理论”
“文化权力的网络分析”
“过密化模式”
等。
这些理论一开始应用就引起了一波波的争议，但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模式转换却起了相当重大的推动作用。
所以评价它们的贡献，就必须将其放在西方中国学的脉络里进行评判，否则就会造成批评角度的错位。
我们这里可以举德里克对美国中国学界的评价来观察一下发生这种错位的可能性。
德里克曾经在分析美国中国近代编史学时认为，中国近代史学存在着一个研究范式的危机，危机起源于80年代以后美国中国学对传统“革命范式”
的否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革命范式”
时，德里克并没有忽略其意识形态的特征，认为韩丁（WilliamHinton）的名著《翻身》描绘的土改史诗化的形象具有理想化的色彩。
然而德里克强调，任何一部质疑其陈述的著作，在提供自己的新分析过程中，应当首先对其描述作明确的剖析，指明其错在何处。
可是大多数著作无论是论述土改、资产阶级还是市民社会，论者们都是撇开先前基于“帝国主义”
“阶级”
等概念的解释，直接进行与革命范式相悖的论述。
[8]由于80年代以后的“现代化范式”
没有包容和检讨旧式“革命范式”
提供的理论前提，其新方法就同早先基于“革命范式”
的解释一样陷入了片面和只看眼前的泥坑，形成了自身解释范式的危机。
[9]
德里克在文章中严格区分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范式。
他认为历史解释范式与自然科学的最大差别乃是在于，历史学无法构成一个唯一或主导范式，即使是在某些范式似乎具有支配性之时，它们也不可能主宰所有史学家，甚至也不会主宰大多数史学家。
言外之意是，历史学作为社会科学要想在一种理论中持续全面包容以往的论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历史学作为所谓“科学”
，从来都不具备自然科学解释所具有的范式转换的“革命性”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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