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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从“士绅支配”
到“地方自治”
：基层社会研究的范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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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士绅理论：从“身份论”
到“支配模式”
（一）设定问题的差异性：从《皇权与绅权》说起
与中国历史从前近代进入近代的演进过程相对应，中国历史学研究社会的方法从前近代进入近代的界分标志，很大程度上是以是否承认中国历史是整体世界史的组成部分为前提的。
这当然与中国知识界的观念从“文化中心主义”
转向“世界主义”
的心理受挫历程相关，这一思考转向不仅预示着以“文化中心论”
为思考资源的传统支配原理的消失，而且也预示着具有独立意义的中国历史价值的相对消失。
因为从此对中国历史特质的所有优劣评判，都被依附在一个对世界史的整体框架分析当中，而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易言之，中国历史发生与经历的所有变化及其内缘特征，都被认为是对世界历史总体外缘特征和趋势的一种反映。
于是中国历史变迁所有微妙曲折的动态过程，包括基层乡土社会运行的实际规则，只有在经过阶段论式的世界史趋势演进与宏观规律的抽象原则验证之后才能进入我们的视野。
这一筛选程序不仅使我们习惯于用结构和趋势叙述取代现场历史细节的分析，而且取消了对人在社会历史中如何选择自己能动位置的观察和理解。
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对中国士绅阶层的分析也属于社会结构演变趋势中所要探讨的内容之一。
但却出现了历史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微妙差异：在历史学领域里，经过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从经济史角度切入历史场景的分析方法渐成主流，衡量士绅阶层身份和作用的尺度往往取决于其土地占有和经济利益的垄断程度，这又导致历史学家习惯于从国家政策导向和行为中观察社会结构的变化。
他们的任务是确定社会演化类型的性质，比如界定某种社会形态是属于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民间基层社会的具体结构只在与国家体制运作相关和重叠的极少数层面才被纳入考察视野，因此并不具有独立自足的含义。
社会学家由于常常从社区形态的具体研究着手，所以比较强调士绅阶层在某一社区范围内所具有的支配作用，他们相对更加注意士绅在基层社会中的具体功能，而不是把它作为确定社会发展性质的工具性角色来加以观察。
尽管有研究取向上的差异，40年代，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仍然尝试进行了一次合作，共同探讨士绅阶层的作用以及和皇权或官僚政治的关系。
当时，社会学家费孝通和历史学家吴晗发起组织了一个研讨班，同时合作讲授“社会结构”
的课程。
课程结束后，讨论的成果以《皇权与绅权》为名结集出版。
仔细考量书中内容，我们会发现费孝通和吴晗在衡定士绅身份与功能等问题时，视角存在着明显差异。
费孝通从社会分层与权力运作关系的角度，更加强调皇权与士绅阶层的对立关系。
他首先认为，中国官僚与皇权之间一直存在着对立关系，他们并不是属于同一立场的阶层。
[1]而绅士是士，官僚是大夫，身份也并不一样。
但费孝通并没有使自己的分析停留在“身份论”
的圈子里，而是用政权与威权对峙的理论界定士绅的位置。
他认为士绅并不握有政权，但却握有威权，即社会对个人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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