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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领域”
概念与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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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中国学界比较普遍地采用“市民社会”
与“公共领域”
概念作为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的工具，这大致受两大因素的影响：其一是1989年波及全球的社会主义危机所导致的理论话语的变迁。
西方学者的核心论域聚焦于国家—社会二元结构的对抗性互动方面。
他们以波兰团结工会为个案，认为东欧政权的崩溃速率首先取决于市民社会的孕育成形，直至它足以达成与国家权威相抗衡的社会力量。
“市民社会”
理论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形成的历史性阐释，在此有可能成为当代全球化意识形态政治话语的潜在背景资源。
这种政治学式的分析路径显然与中国历史研究没有直接的关系。
其二是具体落实到近代中国的研究领域，一些敏锐的学者受哈贝马斯的影响，比较注重对晚清与民国初年精英与民众政治化过程的研讨。
这预示着西方中国学界的学术话语正经历着又一次深刻的转型。
早在70年代末，美国中国学界在经历了由“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说”
“传统—近代”
二分模式向“中国中心观”
的转换过程，已开始关注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之本土要素分化组合的再认识，但是尚没有寻求到一个足以和以往理论相抗衡、用以描述中国本土情境中的“内部取向”
的可靠范式。
即使是“中国中心观”
的系统阐述者如柯文教授，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只是通过构筑一个“沿海—内地”
的简略框架来验证“内部取向”
的合理性。
[24]与此同时，不少学者已模糊地认识到，一个更为规范性的社会学理论——“市民社会”
范畴似可作为研究变化着的社会空间状况、精英与世俗文化之关系等问题的有力工具，特别是对于深化“中国中心观”
的本土认知取向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然而在80年代末以前，大多数西方历史学家尚只是受到介绍哈贝马斯“市民社会”
理论第二手材料的影响。
直到1989年，伯格（Ther）把哈贝马斯的名著《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换》译成英文，才标志着“市民社会”
概念正式进入英语世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视野。
[25]
美国中国学界第一本运用“市民社会”
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专著，是萧邦齐（R.KeithSehoppa）撰写的《中国精英与政治变迁——20世纪早期的浙江省》（eseElitesandPolitige：ZhejiangProviweury）一书。
萧邦齐认为，20世纪初期地方精英对国家政权的渗透反映在对一些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上。
伴随此过程，存在一个从官方向私人责任转移的世俗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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