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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政治景观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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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纪念性石刻传统的形成至少可以追溯到秦始皇巡幸各地时的刻石[8]，直至当下，每逢重大的事件、工程，仍不乏刻石纪念，记述前后因果之举。
如果将简帛、纸张及电子储存介质视为普遍通用的书写材料，那么在过去的两千余年中，通用书写材料已经历了两次重大革命，但制作纪念性石刻的传统贯穿其中，至今依然保有生命力，无疑与石刻这一介质所具有的永恒性与公共性密切相关。
而且这一传统并非中国独有，在世界各个文明中普遍存在，或可说是人类共通社会观念的产物。
如果说通用书写载体的变革在于追求记录及传播的便利，那么金石这类介质则恰恰相反，甚至是借助镂刻的不易而为人所宝重。
对此古人自己有清晰的认知：“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
咸恐其腐蠧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
[9]于是金石超越通用书写载体，成为承担特定社会功能的纪念物。
目前所见碑志，若按其公共性的强弱，大体可分为德政（纪功）碑[10]、神道碑、墓志等三类，其中墓志在数量上占了存世石刻文献之大端，而且多有近年来新发现者，故最为学者所重视。
尽管在古人的世界中，墓志也并非完全是私密性的文献，特别是中唐以后，邀请名人撰、书墓志渐成风气，使之有机会借助文集、传抄等手段流布于世[11]，但大体而言仍具有较强的私人性，特别是普通士人的墓志，读者当不出至亲好友的范围。
而且由于墓志在葬礼之后便被埋于地下，空间上的隔断，使其物质形态不再与生者的世界发生联系。
神道碑在文体上可以认为与墓志有互文关系，我们已经在不少墓志中读到如“至若门风世德，积行累仁，王业之本由，臣节之忠孝，已见于中书侍郎范阳公府君神道碑矣”
之类的文字[12]，由于神道碑与墓志一般撰作于同时，两篇文字在表达上当有不同侧重与分工。
从撰者的身份而论，墓志的作者一般与志主有着亲戚、僚佐、同年这样较为密切的私人关系，而神道碑的作者更多地是著作郎、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这样具有官方身份的大手笔，可以窥见尽管同样是追叙逝者生平的文字，但依然有读者对象设定的不同。
据隋唐制度，七品以上官员据品级不同可立规制不等的神道碑[13]，由著作郎掌其事[14]。
据此可知，神道碑的获得与士人官僚身份的保有有直接的关联，是官僚等级身份的重要标识之一。
[15]因而神道碑文的撰述体现了朝廷对于官员一生功业的臧否，具有盖棺论定的意味，是确认“天子—大臣”
关系的重要一环，也是朝廷政治权威的象征之一，于是一些富有争议人物神道碑的撰述往往会发酵成朝廷中的政治纷争。
例如名臣张说死后，议谥不定，朝野纷然，玄宗亲自为张说制神道碑文，御笔赐谥“文贞”
以平息争议。
[16]文贞之谥，素为唐人所重，封演云：“太宗朝，郑公魏征，玄宗朝，梁公姚崇，燕公张说，广平公宋璟，郇公韦安石，皆谥为‘文贞’二字，人臣美谥，无以加也。
非德望尤重，不受此谥。”
[17]张说一生几经沉浮，在政治上树敌颇多，不乏争议，故太常初谥“文贞”
，遭左司郎中阳伯成驳议，纷纶未决，但玄宗本人对他的信任始终不衰，故力排众议，亲撰神道碑以定其身后之评。
[18]如本书第七章所论，即使在朝廷权威下降的中晚唐时代，获赐神道碑依然是河北藩镇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因而神道碑较之于墓志无疑是一种更具公共性的政治景观，是士人社会精英身份的一种界定物，碑文也拥有更多的读者与更大的传播范围。
[19]
关于神道碑兴造衍生出最著名的故事，大约与秦桧有关。
据传秦桧死后，“丰碑矻立，不镌一字。
盖当时士大夫鄙其为人，兼畏物议，故不敢立神道碑”
，并云孟珙灭金后，回军时曾驻扎于秦桧墓附近，并命令士兵将粪溺泼于坟上，时人称之为“秽塚”
。
不过这一故事大约只是后人的附会，可靠性并不高。
[20]事实上，秦桧神道碑由宋高宗亲自题额，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一月己酉，“诏秦桧神道碑以决策元功精忠全德八字为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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