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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新时期（1978—2007）:“向内转”
与“向外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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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起，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面旗帜下，文艺学界与别的学术界一样，开始反思过去，拨乱反正，接续“五四”
的传统，立意建设文学理论与批评现代形态，至今已有30年的历程。
这30年文艺学界发生的事情，发表的文章和著作，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观点，掀起的波浪，可谓纷繁复杂、百态纷呈。
我这里想用删繁就简的方法，不论其间发生的各种枝节，仅就其大的脉络做一次梳理，最后看看我们现在走到哪里了，该如何迈出新的步伐。
我认为，新时期文艺学30年走过了由外而内、由内而外两个阶段之后，正在实现某种延伸与超越。
一、“向内转”
——中国式“内部研究”
的兴起
1978年之初，我们的文学理论可以用“文艺为政治服务”
这一句话来概括。
虽然那时候还有“反映”
“典型化”
“现实主义”
等几个词，但“反映”
也好，“典型化”
也好，“现实主义”
也好，都是必须为政治路线服务的，所以说到底文艺是政治的工具、附庸和婢女。
文学艺术是要继续做工具、附庸和婢女，还是要摆脱这种依附的地位，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爆发了一场论争。
随着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进行，反思的深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讨论，《上海文学》编辑部于1979年第4期以评论员的署名，发表了《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说》一文，文章认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说，是造成文艺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之一，是“四人帮”
提出的“三突出”
“从路线出发”
和“主题先行”
等一整套唯心主义创作原则的“理论基础”
。
“如果我们把‘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作为文艺的基本定义，那就会抹煞生活是文艺的源泉，就会忽视文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就会仅仅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对创作的题材与文艺的样式作出不适当的限制与规定，就会不利于题材、体裁的多样化和百花齐放。”
[24]文章的作者意识到，“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说，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有关，因此提出，“工具说”
离开了文艺的特点，离开了真善美的统一，从而把文艺变成政治的传声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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