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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戊戌七月的朝局与慈禧训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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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仍然存在一些分歧，总体上说，戊戌八月初六日慈禧训政并非偶发事件，与袁世凯告密没有直接关系的说法，大体已得到学界的认同。
[2]理由很简单，在七月二十九日袁世凯应诏来京之前，以推动慈禧太后出来“训政”
为形式的政变已经进入了秘密策划阶段，此后制约和影响局势发展的力量，既不是光绪帝和康、梁等新党人物，也不是拥有一定兵权的袁世凯，而是一直有能力控制全局的慈禧及其亲信。
慈禧“训政”
虽然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宫廷政变，但与中国古代历史上诸如“玄武门之变”
等充满玄机、血腥和骨肉相残的政变相比，却显得相当平和。
毕竟，慈禧、光绪母子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远没有到兵戎相见的地步；况且母慈子孝的传统伦理仍然制约着权力斗争的形式。
从实际情况看，即使双方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孱懦的光绪帝也丝毫没有与当政几十年的太后分庭抗礼的胆略和力量，这也正是慈禧能够轻易用“训政”
的形式，将皇帝控制住的原因所在。
因此，这次政变，如果也算作是一次非正常的权力移交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和平政变”
。
[3]只有这样理解，才能解释慈禧太后在今人看来极为关键的时刻，仍悠然自得，表现出一种胜算在握的姿态。
[4]
一般而言，慈禧训政的缘由与戊戌年七月光绪帝与朝臣之间矛盾激化，导致罢黜礼部六堂官、超擢军机四卿等政治事件直接相关。
光绪帝令编练新军的袁世凯入京陛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访问也是催发训政的因素。
对此，学界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史料的发掘也很深入，兹不赘叙。
这里所欲强调的是，在研究慈禧训政的理由时，光绪帝与廷臣之间关系的恶化，应是导致训政发生的主要因素。
以往论者常常是从包括军机大臣在内的廷臣阻挠新政的角度解释问题。
其实，由于受到康有为的影响，年轻的皇帝求治心切，从与自己相处甚久的廷臣身上，更多看到的是他们“守旧”
的一面，君臣之间产生嫌隙。
新政开始之时，光绪帝便认为“盈廷皆守旧”
。
据戊戌六月初九日张元济致汪康年函称：
弟四月廿八召见，约半钟之久。
今上有心变法，但力似未足，询词约数十语，旧党之阻挠、八股试帖之无用、部议之因循扞格、大臣之不明新学（讲求西学人太少，言之三次），上皆言之，可见其胸有成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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