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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张荫桓“私以康有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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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氏年谱称戊戌年二月十九日《第六书》上达前翁同龢已向光绪帝举荐过康，而且皇帝屡欲“召见”
康氏，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光绪帝对康氏及其政治主张的重视是看到《第六书》之后的事情，如果没有《第六书》先入为主，任何人的举荐恐怕都无法对皇帝产生有效的影响。
光绪帝见到《第六书》，为康氏言辞深深打动，当即下旨令总署妥议具奏。
此后，康有为越来越受到皇帝的赏识，并开始频繁进呈变法书籍。
根据清宫档案以及《杰士上书汇录》所收折片抄件，康氏《第六书》上达后，又陆续向总理衙门呈递新的变法条陈与书籍。
二月二十日，也就是《第六书》呈递皇帝的第二天，康有为将早已抄缮好的《俄大彼得变政记》一书及《为译撰〈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可考由弱致强之故，呈请代奏折》（又称《上清帝第七书》）送到总署请求代递。
二月二十七日又将《俄胁割旅大，覆亡在即，乞密联英日，坚拒勿许折》递至总署。
三月初三日总理衙门将上述二折一书同时进呈皇帝。
三月二十日康氏复将《日本变政记》、《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三书及《译撰〈日本变政考〉成书，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请照经济科例推行生童岁试片》交到总署。
三月二十三日翁同龢在枢臣见起时，将此三种变法书籍及康氏折片一并呈到御前。
[76]
短短一个月之中，康有为连续三次向总署递条陈和书籍，其数量一次比一次多，总署代呈一次比一次及时，基本上没有拖延。
如果说《第六书》由总署以复奏高燮曾附片的形式递上还算名正言顺的话，后来这些书折由总署代呈则无正当的名目，显然违背了定制。
康氏年谱中自称这些条陈和变法书籍都是“奉旨”
而上的，可是，根据《杰士上书汇录》所收总署代奏折，均为其自行递至总署、“恳请代为具奏”
者。
[77]既是自行呈递，又怎能顺利到达御前？这与张荫桓的秘密活动有关。
张荫桓在戊戌年春朝局中的地位十分特殊，他对光绪帝的影响力似乎超过翁同龢。
时论称“南海张侍郎曾使外洋，晓然于欧美富强之机，每为皇上讲述，上喜闻之，不时召见”
。
“启诱圣聪，多赖其力”
。
[78]政变后梁启超也说：“（张）久游西国，皇上屡问以西法新政。”
[79]王照称，“张荫桓蒙眷最隆，虽不入枢府，而朝夕不时得参密沕，权在军机大臣以上”
，“是时德宗亲信之臣，以张荫桓为第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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