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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央集权制发生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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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上看，面对缺兵这一棘手问题，咸丰帝允许地方自行招兵买马，结果曾国藩撇开旧体制另起炉灶，借举办团练之名创立湘军。
湘军以湘乡子弟为班底，地域化、私人化色彩甚浓，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打破了兵权归中央执掌的世兵制度，开晚清兵为将有现象之先例。
攻陷天京前夕，曾国藩在致朋僚信函中，多次谈及自己身处舆论旋涡之困窘，称“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
，“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鄙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
；又谓“两接户部复奏之疏，皆疑弟广揽利权，词意颇相煎迫。
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不凶于而国、害于而家。
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
，表示“万一金陵克复，拟即引退，避贤者路”
。
[17]攻克天京后，曾国藩主动提出裁军，除湘军越发难以统驭的因素外，主要是为了消除清廷疑忌，作韬晦之计以求自保。
从财政上看，面对缺饷这一棘手问题，咸丰帝允许地方自筹军饷。
作为六部之首的户部，其权力在战时大为削弱。
曾国藩分析说：“我清之制，一省岁入之款，报明听候部拨，疆吏亦不得专擅。
自军兴以来，各省丁、漕等款纷纷奏留供本省军需，于是户部之权日轻，疆臣之权日重。”
[18]各省督抚纷纷开征厘金，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现象，造成清廷财权下移。
据估算，从咸丰三年（1853年）至同治三年（1864年），全国厘金平均岁入一千万两白银，合计1.1亿两。
[19]但由于清廷被迫放权，厘金成为归各省督抚自行掌控的合法、可观的财源——厘金所入不用上交户部；税率多少、如何征、怎样调拨使用也不归户部过问，而是每省各自为政。
从人事上看，到咸丰末年，湘军将帅及两湖官绅凭借战功和政绩，纷纷出任督抚。
汉人督抚不仅人数增加，彼此呼吸相通，而且手握兵权、财权，在人事任免等重大事项上的进言权与影响力也相应增加。
这是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标志着汉族地方势力迅速崛起，打破了满族贵胄牢牢把持权力的旧格局。
上述三大变化，严重削弱了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在权力架构上形成内轻外重态势，使清政府潜伏着巨大变数。
义和团运动期间，东南数省督抚抗命中央，与西方列强搞“东南互保”
，便是一个例证。
总之，曾国藩等人挽救了清政府，同时又给清政府埋下隐患。
江山社稷保住了，但危机依然存在，导致危机的社会根源并没有触动。
尽管曾国藩等人百般维持，包括发起以“自强”
“求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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