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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西学战与切音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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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音字运动的目标所向，意味着它关怀的绝非单纯的语言文字问题，而关系着对整个救国方案的思考。
同样，这一思路的形成，也并不直接源自中国人对汉字进行的自发性理论反思，而是中西竞争步步深化的产物。
正是与西人竞争的失败，才导致近代中国变革的步伐一步步从物质性的坚船利炮走向更为内在的文化价值取向层面，并提供了对传统语文问题进行反思的契机。
在此过程中，来华西人有意无意的文化“诱导”
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汉字难学本是西人一向的意见。
早在明末，利玛窦就说，中文“有很多符号发音相同，写出来却很不一样，意思也很不同。
所以结果是，中文或许是所有语言中最模棱两可的了”
[49]。
部分西人之所以产生用拼音辅助学习汉字的想法，也正源自他们学习汉字的困难。
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便是这方面最早的尝试。
晚清传教士再入中国，也设计了不少汉语拼音方案。
较早从事这一工作的丁韪良（.Martin，1827—1916）解释说：“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语音的音值很不确定，所以我们不得不尽力而为，用无所不包的罗马字母来加以表达。”
[50]
显然，西人对汉字难学的认知与其实际经验分不开。
汉语本来就不是他们的母语，汉字更与其习惯的表音系统不同，掌握起来，确实不易。
[51]不过，问题在于，一部分传教士有意将此经验上升为中西文字低劣的比较，而且通过中文著作来表达此意。
早在1841年，裨治文（ElijahanBridgman，1801—1861）就在英语及普通话、粤语对刊的《广州方言中文文选》一书中，采用了罗马拼音字标注粤语，以“有效地表现”
其“发音上细微而复杂的差别”
。
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目的不只是要“帮助外国人学习中文”
，也希望能够“帮助中国年轻人掌握英语，使中国人认识到罗马字母组成的英语是多么易于表达和简单易学”
。
[52]这已超出了单纯注音的范围，而具有明确的文化竞争意味了。
在此思路的启示下，许多传教士开始有意识地将拼音观念带入汉语之中，并且不是为了自学。
1850年，丁韪良把自己发明的拼读宁波话的字母教给当地的中国人。
据他自己说，收效很好：
当地的中国人看到自己的孩子只学了几天就能够阅读，都感到十分惊奇，因为他们学习汉语，往往要经过数年的悬梁苦读才能做到这一点。
70岁的老婆婆和不识字的仆人与劳工在皈依基督教时都发现这种拼音的方法能使自己张开眼睛，用生来就会的母语阅读上帝的圣经。
这种新方法的优点是如此明显，以致我有时候想像它也会在不信教的中国人之间传播。
而且，“类似的试验在厦门和上海也成功地得到了验证”
。
[53]这当然只是丁韪良自己的评价，具体效果是不是这么神奇，还要看被教授的人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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