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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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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者，则是士大夫生活、精神发生重大的转变。
换言之，自明末丧乱以来，民生日蹙。
反观士大夫，则无不面带忧色，已无宽心之言，在朝会广众之中，他们所道者不过是“委巷牙郎灶妇之语，腼然不以为异”
，而“名士之风流、王孙之故态”
，两者再也不可复见。
[84]可见，明末确乎已经是气象大变。
（二）文化变迁
随社会转型而来者，则是文化发生不同程度的变迁，诸如思想文化的“活力”
与“多样性”
，儒家传统价值观念面临新的挑战，经世致用之学的流行，三教合流及儒、佛的世俗化，儒学的平民化与教育的通俗化，知识分子主动参与通俗文化与出版物的商业化，等等，无不是文化变迁的主要内容。
1.思想文化的“活力”
与“多样性”
过去的论者大多指责明末学术“空疏”
，其说从顾炎武，直至崔述、梁启超等人，可谓一脉相承。
其实，这是一种误会性的偏见。
美国学者狄百瑞（WTheodoredeBary）就并不同意梁启超的说法，认为“正好相反，16世纪和17世纪初显然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具创造力和激发力的时代之一”
。
[85]通过学术界多年的研究努力，无疑已经显示，16世纪晚期与17世纪早期，是中国思想史最具“活力”
（vitality）和“多样性”
（diversity）的时代。
在这一时代，有相当活跃的个人主义，有何心隐这样的乌托邦实践家，有历史学者焦竑，有东林改革家高攀龙，有才华横溢却又行为古怪的李贽。
[86]
这种活力与多样性，除了源自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之外，正如前面所言，王阳明心学的崛起，堪称功不可没。
王阳明的“良知”
学说，以及他的异端的自由观念倾向，[87]无疑打破了程朱理学正统对明代思想舞台的控制，其结果是在思想界出现了活跃的景象，很多理学家提出了自己的个人要求而且开始包含于佛教与道教。
因此，王阳明及王学的声望日渐提高，且与晚明三教合流的蓬勃发展恰好相符，这并不足为奇。
[88]雷海宗称颂王阳明是一个“惊人的天才”
，打破了沉寂的理学；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全才”
，一身兼具政治家、军事家、学者、文人、哲学家；是“最后有贡献的理学家，也是明代惟一的伟人”
。
[89]此说亦堪称公允之论。
就此而论，清初正统理学家李光地对阳明之学的批判，诸如称阳明之学“流毒无穷”
，导致万历以后，“鬼怪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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