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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比他更孤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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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自己早年在巴黎的生活的时候，谈到了与海明威的那次相遇。
那天他在大街上发现了自己当时的偶像——欧内斯特·海明威。
在潮水般的行人中，他看到海明威时，人已走远了。
他聚拢双手在嘴边，大声叫道：“大师——！”
海明威回过头来，显然知道这喊声指向的是自己，就冲这个年轻人挥挥手，高声道：“再见了，我的朋友！”
通过这个多少显得有些煽情的场景，马尔克斯其实想要表达的，是自己后来对海明威那种巅峰之后的孤独的理解与领悟。
对于作家这个注定孤独的行当，马尔克斯比他的前辈海明威要清醒，也没那么天真好胜。
在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如何理解作家这个行当及其成功的时候，他引用登山运动员作为例子，认为写作跟登山运动一样是个孤独的工作，除了自己，没有任何人能帮得了你，而当你成功地攀登到顶峰之后，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体面地下来，然后再去寻找下一个目标。
他跟海明威的经历确实有些相似之处，都在巴黎当过记者，在未出名前生活得很是艰辛，后来都成为著名作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并且代表作之后的一些作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都跟卡斯特罗是好朋友……所以尽管他深知海明威长篇小说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仍旧愿意著文为这位孤独的前辈、为那本备受批评和嘲弄的《过河入林》辩护，在他看来，那些不遗余力挖苦海明威江郎才尽的批评家们，根本就没有看懂海明威对孤独的深刻领悟与表述。
“孤独”
这个主题，始终都在缠绕着他。
它既是个人的，也是历史的。
“我想起了我们一起从奎尔纳瓦卡去阿卡普尔科旅行的那天加西亚·马尔克斯讲过的这句名言：‘我们大家在写同一本拉丁美洲小说：我写哥伦比亚的一章，你写墨西哥的一章，胡利奥·科塔萨尔写阿根廷的一章，何塞·多诺索写智利的一章，阿莱霍·卡彭铁尔写古巴的一章……’”
[2]实际上马尔克斯很清楚，作家并不是书写历史的人。
他没有富恩特斯那么浪漫，他是个现实主义者，尽管西方批评家们给他以及他的文学战友们冠以“魔幻”
的名头，但在他眼里，现实是残酷的，而不是魔幻的，残酷的拉丁美洲历史，除了饱经苦难的拉美人民自己，还有谁会真正关心呢？所以他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使用了《拉丁美洲的孤独》作为标题。
“那些有良知的欧洲人，当然也有居心不良的人，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起来自拉丁美洲神话般的消息，关注起那个广阔土地上富有幻想的男人和富有历史感的女人，他们生活节俭的程度可同神话故事相媲美。”
随后，他道出了那句看似简单其实异常沉重的话：“我们从未得到过片刻的安宁……”
他轻易地戳破了西方人猎奇式的错觉与误解。
“两次令人怀疑、而又永远无法澄清的空中遇难，使一位性格豪爽的总统和一位恢复了民族尊严的民主军人丧生。
爆发过五次战争和十六次政变，出现过一个魔鬼式的独裁者，他以上帝的名义对当代的拉丁美洲实行了第一次种族灭绝。
……两千万拉美儿童，未满两周岁就夭折了。
这个数字比1970年以来欧洲出生的人口总数还要多。
因遭迫害而失踪的人数约有十二万……无数被捕的孕妇，在阿根廷的监狱里分娩，但随后便不知道孩子的下落和身份。
……有的被军事当局送进孤儿院。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全大陆有二十万男女英勇牺牲。
十多万人死于中美洲三个任意杀人的小国：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
如果这个比例数用之美国，便相当于四年内有一百六十万人暴卒。
智利这个以好客闻名的国家，竟有一百万人外逃，即占智利人口的百分之十。
乌拉圭历来被认为是本大陆最文明的国家，在这个只有二百五十万人口的小国里，每五个公民中便有一人被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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