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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东正教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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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廷国家世俗权力和东正教教会的关系十分复杂，他们代表拜占廷社会世俗和宗教两大势力，在共同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能够联合，而在利害相互冲突时，则激烈斗争。
总的看来，东正教教会一直处于皇帝的严密控制下，拜占廷帝国严厉的法律和富有实际效率的行政管理不仅剥夺帝国臣民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力，而且也极大地限制教会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的余地。
基督教教会获得合法地位并成为国教以后，教会事务就成为拜占廷帝国国家事务的一部分，皇帝则成为教会的保护人。
在晚期罗马帝国普遍的精神危机中，基督教以宣传和预言更加美好的未来世界，劝导人们出俗遁世、逃避现世苦难去追求永恒的幸福，赢得广泛欢迎，也使统治者逐渐了解其安抚世人灵魂麻痹公众精神的特殊作用，进而大力扶植和利用基督教。
拜占廷教、俗权力的特殊关系是在相互斗争中形成的。
自4世纪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初，拜占廷皇帝就享有控制教会的“至尊权”
，这一权力是早期拜占廷皇帝作为羽翼未丰的教会的保护人而自然形成的。
从理论上讲，皇权和教权的结合是拜占廷君主权力的重要基础，两者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皇帝需要教会从精神统治方面给以帮助，而教会则在皇帝的直接庇护下发展起来。
最初，皇帝对教会的权力是无限的，但是，随着教会实力的增加，这种权力被侵害。
因此，直到毁坏圣像运动爆发前，皇帝们维护其“至尊权”
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教、俗统治集体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
首先，皇帝们极力维护其召开基督教大公会议的权力。
自君士坦丁一世于325年亲自主持召开第一届基督教大会后，塞奥多西一世、塞奥多西二世、马尔西安、查士丁尼一世、君士坦丁四世和伊琳尼分别召开了其它各次大公会议。
罗马大主教马丁（649－653年在任）曾企图主持拉特兰基督教大会，但旋即被皇帝君士坦二世下令押解至首都监禁，而后遭到流放，最终死于流放地。
其次，皇帝们极力控制基督教高级教职人员的任免权，干涉各教区争夺最高地位的斗争。
早期基督教曾以势力最大的教会为首形成罗马等大教区，325年的尼西亚会议确定罗马、亚历山大和安条克三大教区。
随着君士坦丁堡政治地位的上升，381年的大公会议在皇帝塞奥多西一世干涉下，置亚历山大和安条克教区的不满情绪于不顾，确定君士坦丁堡教区地位上升至第二位，仅次于罗马教区。
451年的察尔西顿会议更进一步提高君士坦丁堡教区的地位。
拜占廷皇帝牢牢控制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个最高教区的主教和大教长任免权，对不与皇帝合作者撤职迫害。
君士坦丁一世就曾免去亚历山大城主教阿苫纳修斯的教职，塞奥多西二世则通过宗教会议罢免了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聂斯脱利，将其流放。
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皇后塞奥多拉曾命令驻扎于意大利的拜占廷军队统帅贝利撒留罢免罗马主教西尔维留斯（536－537年在任）。
在8世纪中期以前，罗马主教一直被迫听命于拜占廷帝国皇帝，服从皇帝的指令，随时到君士坦丁堡面君。
皇帝们则利用这一权力将那些敢于抗旨的教皇置于死地，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教皇马丁和维基流斯（537－555年在任），后者曾被软禁于君士坦丁堡达七年之久，最后死于返回罗马的归途中。
再者，皇帝们努力扩大其调解和仲裁教会争端的权力。
拜占廷皇帝极为重视教会内部的思想动向，一方面是出于防止教会脱离皇权控制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及时制止宗教争端造成的社会分裂。
自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至8世纪的数百年间，皇帝们几乎参与和决定教会所有争端的最后结果。
除了我们上面提到有关三位一体等重大神学教义之争是由皇帝最终作出裁决以外，皇帝泽诺提出过旨在平息教义争端的“联合论”
，伊拉克略一世提出过调和察尔西顿派和一性论派争端的“两性一意论”
神学方案，[ 一性论主张上帝神性与信徒人性的联合，而两性一意提出基督虽有两性但其唯一的意志起决定作用，企图绕开教义争论的焦点，使各方都能接受。
]君士坦二世甚至颁发了《信仰模式》[ 该信仰模式的主旨在于停止神学争论，实现宗教和解。
]作为全帝国基督徒共同遵守的信仰准则。
皇帝们企图以此保持其凌驾于教会各派之上的最高权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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