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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历史文献学的多方面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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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异、纠谬、刊误和考史
两宋时期，历史文献学在许多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在有的方面还有新的开拓。
这是两宋史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着重阐说它在几个方面的表现：考异、纠谬、刊误和考史，目录学的新成就，金石学的创立。
这里先说考异、纠谬和刊误。
司马光撰成《资治通鉴》的同时，还撰写了《资治通鉴考异》30卷。
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写道：“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30卷。”
这是讲到了作《考异》的目的。
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所参用的书在300种以上，其间，一事异说、一事多说者层出不穷，即使独家之说、仅有参据，亦未必可靠。
司马光治史严谨，采撰必求其真，书事必求其实。
但他又承认前人撰述的客观存在和社会影响，故不取漠然态度，从而给自己提出了“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
的要求。
不“参考群书”
，不能成鸿篇巨制；不“评其同异，俾归一途”
，不能成一家之言。
这样的采撰思想，刘知幾已言之甚详。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注史蔚然成风，名家辈出，是历史文献学发展的突出表现。
《考异》的产生，是史学家对历史撰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历史文献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考异，就是考订群书所记之异、正其所记之误，求得撰述之真，以存信史。
在司马光以前，有的史家在撰述中作自注，就兼有这个目的，杜佑《通典》，是很典型的例子。
但像司马光这样，写出一部30卷的《考异》，专门阐述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
《考异》涉及的范围很广，凡时间、地点、事件之真伪、人物之行事，都在考察之中。
《考异》也有一定的例，而主要在于说明对有的文献记载，何以取，何以不取，何以两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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