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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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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史学思想的重大发展
一、发展大势及主要问题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史学，在史学思想方面有了突出的进步。
这个进步，上承先秦、两汉史学思想的成果，下启五代、宋元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思想发展大势，可以从三个方面做出概括：一是最高统治集团对史学的重视和控制更加强了；二是史学在自我完善方面有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形式；三是史学家的主体意识进一步提高了。
这个时期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可以划分为三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从西晋陈寿著《三国志》到南朝梁人刘勰撰《文心雕龙·史传》篇；第二个段落，从《文心雕龙·史传》篇问世后到唐初修成“八史”
；第三个段落，从刘知幾撰成《史通》直至唐末。
在第一段落，后赵石勒设“史学祭酒”
，史学首次立为官学，表明最高统治集团对史学的重视和控制加强了。
在这个段落，南朝刘宋时范晔明确提出“史论”
的重要；萧梁时刘勰撰写了《文心雕龙·史传》篇；大致同时，梁人阮孝绪在文献分类上，以“记传录”
涵盖史书十二部类。
凡此，表明人们对史学的内容与有关发展问题，已从理论上进行了较深入的思考。
在第二段落，从南朝开始、历经隋唐之际的“《汉书》学”
的兴盛，表明人们对于皇朝史的重视，进而促进了皇朝史的撰写，从隋文帝下诏禁私人修史，到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设史馆于禁中，进一步表明对史学的重视和控制的加强，而唐初“八史”
的修成，证明当时史馆修史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从《隋书·经籍志》史部大序对史官职责的认定，到唐高宗的《简择史官诏》，反映了最高统治集团对史官的严格要求。
唐太宗末年撰成的《晋书》，其卷八十二以史学家合传，论其行事与述作，表明此时的史家不仅认识到自身工作的重要，而且认识到自身历史地位的重要，显示出了史学家自觉意识的进一步提高。
在第三段落，反映在史学思想发展上，最重要的事件是刘知幾的《史通》的问世。
《史通》从理论上对史书形式、史学功用、史家修养作了全面评论，反映了作者的批判意识和总结意识，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成熟和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中晚唐时期，柳宗元撰《非国语》及《与韩愈论史官书》，显示出深刻的史学批评意识；皇甫湜撰《编年纪传论》，阐述了史书的形式、史家的思想与“良史”
的关系；刘轲的《与马植书》则在刘勰、《隋书·经籍志》史部、《史通》之后，鲜明地表明了他的史学史意识；同时，人们关于国史为人物立传的标准也提出了明确的见解，显示出了史家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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