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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兴亡之辩中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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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亡论也是这个时期思想领域讨论的大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朝更迭频繁，另一方面是由于“风行万里”
的隋皇朝的骤兴骤亡，从而使这个问题的讨论始终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三国魏人曹冏的《六代论》，论夏、殷、周、秦、汉的历史经验教训，分析曹魏面临的现实问题，指出：“观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长策，睹前车之倾覆，而不改其辙迹；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于闾阎，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代之业也。”
[92]作为魏的宗室，曹冏已预感到曹爽、齐王芳将面临“疾风卒至”
、“天下有变”
的局面。
曹冏所说的“长策”
，是实行分封不力，从而形成“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磐石宗盟之助”
，以致必然败亡。
西晋陆机的《辩亡论》两篇，写出了三国孙吴政权兴亡的历史。
作者作为吴国的遗民和名将陆逊的后人，对吴国之亡深致惋惜之情，但他也指出：“吴之兴也，参而由焉，孙卿所谓‘合其参’者也；及其亡也，恃险而已，又孙卿所谓‘舍其参’者也。
夫四州之萌，非无众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险，易守也；劲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兴而祸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
[93]这里说的“合其参”
、“舍其参”
，是指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因素对于政治兴亡的关系。
由于吴国的最高统治者没有能很好地充分运用天时、地利、人和的三个条件，以至于走向败亡之路。
东晋史家干宝的《晋纪·总论》严肃地剖析了西晋灭亡的原因，认为它“创基立本”
不广不深，固是其重要原因，而朝风、政风、世风的“**僻”
，人们“耻尚失所”
，则是其败亡的直接原因。
他指出：“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
而秉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机事之失，十恒八九。
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
……礼法刑政，于此大坏。
……‘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
[94]这里着重讲了社会风气跟政治得失的关系。
干宝认为西晋之所以短祚，一是根基不稳，二是世风败坏，即先天不足，后天失范，无不亡之理。
这三篇讨论兴亡的文章，文辞都很好，因而被萧统辑入《文选》，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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