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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主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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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主会通。
《通典》主要取材于历代正史书志，它跟后者最大的区别是：《史记》以下历代正史书志大多只记一代或数代典制，属于典章制度的朝代史；而《通典》则将历代正史书志融会贯通，撰成一书，成为典章制度的通史。
自班彪、班固父子著《汉书》至杜佑《通典》问世以前，六七百年间，史学有了很大发展。
从历史编纂上看，这个发展主要表现在一个个朝代史的著述取得了很大成就，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对此作了总结。
可是，这期间的通史著作，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通典》的问世，打破了通史撰述上的沉寂局面。
从班固到杜佑，在关于通史撰述问题上，是沿着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发展下来的。
所谓“否定之否定”
，并不是完全回到原来的道路上去，它应包含着发展和前进。
《通典》作为典章制度的通史，它继承了《史记》等通史之“通”
的传统，而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又都有新发展，开创了中国古代史学史上通史撰述的新格局。
关于这一点，章学诚是看得很重的。
他说：
梁武帝以迁、固而下，断代为书，于是上起三皇，下讫梁代，撰为《通史》一编，欲以包罗众史。
史籍标“通”
，此滥觞也。
嗣是而后，源流渐别：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太和通选》[66]作焉。
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
[67]
章学诚提出的这四部通史书，唐、宋各占两部，而以《通典》为最早。
他说《通典》“以典故为纪纲”
，“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
，这就指出了《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主要特点。
对这一主要特点，近人梁启超又作了进一步阐述。
他认为：
纪传体中有书志一门，盖导源于《尚书》，而旨趣在专纪文物制度，此又与吾侪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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