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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典》的撰述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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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二百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
每门之下分若干子目，子目之下更有细目。
全书条分缕析，结构严谨，浑然一体。
《通典》以历代典章制度的历史演变、得失兴革为撰述的中心，兼记与此有关的言论。
其记事上起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个别地方延至德宗贞元年间，距成书上奏只相隔数年。
其所据文献，主要是《五经》、群史，以及历代士人的文集、撰述、论议。
《通典》创造了综合性的典制体通史形式，奠定了独立的制度史撰述的基础，扩大了历史研究和撰述的领域。
《通典》在内容上和体裁上最显著的特点，是以制度分门立目，“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
[6]。
在《通典》以前，重要的史书体裁有编年体和纪传体。
编年体史书按年、月、日记事，以时间为脉络。
纪传体史书实为纪、传、志、表的综合，而以替大量的历史人物立传为主体。
《通典》创立了以典章制度为中心，分门立目、以类相从、叙其始终的典制体。
这是在编年体、纪传体之后发展起来的又一种重要的史书体裁。
在杜佑开始撰《通典》之前二十多年，刘知幾之子刘秩于开元末年“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
[7]。
这书在“分门”
上，对《通典》撰述有一定的启发。
但若追本溯源，《通典》之作则是“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
[8]，“正史”
的书志和《周官》对《通典》的撰述有更多的启示。
不过《通典》的分门立目，既不模仿《周官》，也不因袭“正史”
书志。
同后者相比，它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不列律历、天文、五行、祥瑞、舆服、艺文（经籍）方面的内容，二是增加了选举、甲兵、边防三个门类。
这反映出作者对于人才选拔、用兵之道和民族关系的重视。
《通典》除分门立目外，还有两个特点，一是讲求会通，一是重视论议。
《通典》以“典”
跟“通”
相连，表明了作者的会通之旨。
马端临评论《通典》，说它“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
[9]。
章学诚称它是“以典故为纪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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