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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实、体例和史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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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幾首倡才、学、识为“史才三长”
之说。
《史通》一书以论说史书体例著称，其中许多见解证明刘知幾是一位颇具史识的史家。
然而，刘知幾从名实和体例的标准出发，对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和《陈涉世家》大加挞伐，批评太史公“名实无准”
、“再三乖谬”
，恰恰证明刘知幾在这个问题上拘泥于名实和体例，而在史识上落后于太史公。
《史通·本纪》篇说：“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
考篇目之大者，莫过于此乎！”
“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
；“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
。
《列传》篇云：“纪者，编年”
；“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
。
刘知幾反复强调了本纪是纪天子、君上、帝王的岁月、行事，是史书篇目中最崇高的。
他从这个认识出发批评司马迁为项羽立纪：
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吴、越僭拟，书如列国。
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楚”
，号止“霸王”
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
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
[30]
在刘知幾看来，项羽充其量只算得上个诸侯，根据名实与体例的要求，应入于世家才是。
在《列传》篇进而写道：“如项王宜传，而以本纪为名，非惟羽之僭盗，不可同于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传言，求谓之纪，不可得也。”
一言以蔽之，羽入于传，如班固《汉书》者然，是最允当不过的了。
刘知幾此论，乍看起来，似颇“有理”
，因为他是用“求名责实”
的办法来评定史书的体例的。
然而，问题就在这里，只要稍一推敲，就可看出刘知幾在史识方面是有明显的弱点的。
司马迁为项羽作本纪，是从“通古今之变”
这一总的指导思想出发，以尊重历史发展的事实为前提，这就是：秦亡之后，汉兴以前，项羽实际上支配着当时的政治形势，所谓“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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