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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唐代的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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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国史的修撰
唐代官修本朝史，实录为其重镇而国史修撰似显得不力。
究其原因，约略有二：一是客观原因，实录的时效性突出，阶段性明显，纂修相对来得容易，而国史的时效性不可能有明确要求，其阶段性也难以划定，只要唐皇朝存在一日，国史修撰就要继续一日，故创始易而续作难，草撰易而成稿难。
二是主观原因，即史官的修养、德行颇有差异，以致影响到国史修撰几起几落，难以见到突出成效。
这或许就是人们从《唐会要》、两《唐书》的有关记载中，发现国史修撰远不如实录纂修来得突出的基本原因。
这里，我们简略地梳理一下唐国史修撰的情况及其成就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刘知幾所做的总结性概括，从唐初至武则天时期的约五十年中，唐国史修撰已经出现了两起两落的演变过程。
——所谓一起是：“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粗成三十卷。
至显庆元年，太尉长孙无忌与于志宁、令狐德棻、著作郎刘胤之、杨仁卿、起居郎顾胤等，因其旧作，缀以后事，复为五十卷。
虽云繁杂，时有可观。”
——所谓一落是：“龙朔中，（许）敬宗又以太子少师总统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
如《高宗本纪》及永徽名臣、四夷等传，多是其所造。
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终。
敬宗所作纪传，或曲希时旨，或猥饰私憾，凡有毁誉，多非实录。”
——所谓再起是：“其后左史李仁实续撰《于志宁》、《许敬宗》、《李义府》等传，载言纪事，见推直笔。
惜其短岁，功业未终。”
——所谓再落是：“至长寿中，春官侍郎牛凤及又断自武德，终于弘道，撰为《唐书》百有十卷。
凤及以喑聋不才，而辄议一代大典，凡所撰录，皆素责私家行状，而世人叙事罕能自远。
或言皆比兴，全类咏歌；或语多鄙朴，实同文案，而总入编次，了无厘革。
其有出自胸臆，申其机杼，发言则嗤鄙怪诞，叙事则参差倒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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