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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直书与曲笔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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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书”
与“曲笔”
，是中国史学史上两种不同的传统和学风。
它们之间的对立，不仅反映了不同的治史方法，而且往往也反映着不同的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
在唐代史学中，这种情况是非常突出的。
刘知幾著《史通》中的《直书》与《曲笔》两篇，所发的精辟议论，固然是对史学上“直书”
与“曲笔”
的总结，但也是有感而发，针对唐代史学中的实际情况的。
刘知幾认为：一个史家，若能“仗气直书，不避强御”
，“肆情奋笔，无所阿容”
，定会受到人们的钦佩和纪念，故其“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
[48]。
相反，那些“舞词弄札，饰非文过”
，“事每凭虚，词多乌有”
，“用舍由乎笔端”
，采取种种方法“曲笔”
作史的人，实在不配称为史家，而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
[49]。
他称颂“直书”
，鄙夷“曲笔”
，好恶褒贬，跃然纸上。
刘知幾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他“三为史臣，再入东观”
[50]，长期担任史职，兼修国史，可算是名位显赫了。
然而，他却一度要求辞去史职，决心从事私人著述。
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
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
[51]他终因“病长官多，意尚不一”
，“乃奏记求罢去”
[52]。
可见对于一个正直的史家来说，还有比名位更重要的东西：历史学家的气节。
从刘知幾的史学活动及其在宦途上的经历，我们也窥见到在唐代史学领域中“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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