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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上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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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曾在漫长的时间里在西方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的地位，上帝的观念已深深地渗透到西方人的心灵之中，上帝成为社会道德与价值观念的基石。
而这块基石在近代以来的动摇和滚落，不免使人们感到深深的焦虑、惶恐和不安。
上帝存在与否，人与上帝的关系问题，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由于前两个世纪西方人对自身的存在还满怀信心，因而在对上帝的冲击中并无悲观主义的弥漫，反倒洋溢着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乐观、自信的精神。
而20世纪以来，在怀疑上帝存在的同时，更发生了失去上帝的人对道德、理性、精神、幸福的全面存在的疑问，上帝或者说终极根基的问题也就显得愈加紧迫和重大。
为了捍卫自己心中的上帝，帕斯卡尔同时在好几条战线上作战，他既反对那些不够虔信的理性主义者，反对那些“对科学穿凿过分”
的人，如笛卡儿等人；又反对那些“背离虔敬”
的怀疑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如蒙田等人；他也批评信奉古代斯多亚派哲学的人们。
而除了试图反对和说服上述属于学者、文人、哲学家、思想家一类的少数人之外，他也试图反对和说服那些自得其乐地生活，而没有真正去追求永生和上帝的大多数普通人，包括反对那些在他看来只是表面上持有信仰的、乐观、愚蠢和固执的天主教徒和耶稣会教士。
不过，他的说服重点却是放在少数而非多数，他主要是对那些潜心思考的人们说话。
帕斯卡尔抨击笛卡儿主要在于他认为笛卡儿撇开了上帝而专注于科学，没有使上帝与人发生关系，而且使上帝在宇宙和自然中也只是起一个“第一推动力”
的作用，此后就没他的事了。
帕斯卡尔说：“我不能原谅笛卡儿，他在其他部分的哲学中都想能撇开上帝，然而他又不能不要上帝来轻轻碰一下，以便使世界运动起来，除此之外，他就再也用不着上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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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思考的重心是人生的斯多亚派哲学家和蒙田一派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帕斯卡尔看来是把他们作为自己主要的说服和交流对象。
斯多亚派哲学的创始人是古希腊的芝诺、克吕西波等，它不像与之对立的伊壁鸠鲁派哲学寿命短暂，而是延续了几百年时间，并出现了不少著名代表人物，如塞涅卡、爱比克泰德和马可·奥勒留等。
它的趋势是越来越发展成为一种纯粹的人生哲学，并且是个人化的人生哲学。
要想在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里安慰自己，同时做一个正直和干净的人，也许再没有比斯多亚派哲学更适合的了。
斯多亚派哲学在对社会现实失望的同时，转身向内，返求诸己，退隐到自己的心灵，认为烦扰人的只是人的各种意见、看法而不是事实本身，要人达观地对待和忍受痛苦、不幸和死亡。
而帕斯卡尔问道，哲学家们把我们自身的善作为全部的善，可是，这难道是真正的善吗？他认为，斯多亚派所说的“返求你们自身之内吧，在这里面你们将会找到自己的安宁”
并不是真的，幸福并不在我们的身内，而在上帝之中。
因而幸福既在我们身外，又在我们身内。
也就是说，一方面上帝是在我们之外，在我们之上的，我们不能依凭自身而达到安宁幸福；另一方面又可以说，上帝在我们之内，我们不能仅仅靠表面的东西，靠入教或事功来到达上帝，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内心来寻求上帝，上帝就在我们的心中，安宁和极乐也就在我们的心灵之中。
我们要去寻找它，这就意味着寻找上帝。
在某种意义上，斯多亚派对时代和社会的失望，对人的死亡、痛苦和不幸的愁思和忧心，已经是一种基督教心情，已经为基督教铺垫了道路。
正像帕斯卡尔可以在认识上把蒙田的怀疑论，看作由乐观地耽溺于理性发展到皈依上帝的一个中间环节一样，他也可以在心情上把斯多亚派哲学，看作由乐观地耽溺于物欲发展到皈依上帝的一个中间环节。
但是，如果像蒙田一样停留在一种哲学的怀疑论状态，或者像斯多亚派一样停留在仅靠自身来排遣悲观失望的状态，那又是帕斯卡尔所不能忍受的。
帕斯卡尔说他在仔细阅读蒙田并把他与斯多亚派的爱比克泰德相比较时，发现他们的确是世界上两种最有名学派的最伟大辩护者，而且唯有他们与理性一致，因为人们只能追随这两条道路中的一条，即或者有一个上帝，那时他在其中放上他最高的善；或者上帝是不确定的，那样也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善。
至于这两派的错误，则在于斯多亚派认识到了人的使命却不知道人的无力，失之于自大，而蒙田一派人认识到了人的无力而不知道人的使命，就落入失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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