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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汉代礼治的思想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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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章帝之后，由于礼治理论和礼治制度的成熟，汉代礼治在比较平稳的轨道上发展。
尽管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东汉的国力呈现逐渐衰退的趋势，但作为治国方略和政治价值取向的礼治，并没有出现衰退，相反，它还进一步受到巩固。
这主要表现为东汉经学的发展，特别是何休、郑玄注解儒家经典，巩固了礼治的思想文化成果。
其实，魏晋时期统治者标榜的“以孝治天下”
，从思想发展和治国方略的发展脉络来看，就是汉代礼治的延续。
在这个意义上讲，汉代礼治的建设是成功的。
其实，我们说东汉章帝以后汉代礼治进入巩固期，还可以经学大家皮锡瑞关于经学历史的相关论述作为补证。
皮氏认为，“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
[185]。
经学的核心是礼学，经学极盛，自然礼学也极盛。
东汉名教的出现，自与东汉经学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礼学的兴盛密切相关。
至于把以礼学为核心的经学作为选官标准，与选官制度相结合，而各级官吏也以礼学为行政准则，更是巩固了礼治的成果。
皮锡瑞对当时情况的描述，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汉武开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继其轨。
……四海之内，学校如林。
汉末太学诸生至三万人，为古来未有之盛事。”
[186]“后汉取士，必经明行修；盖非专重其文，而必深考其行。”
[187]
综合上文所述，我们从汉代礼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其若干思想文化特征。
其一，思想家与政治家合作。
汉代礼治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汉高祖、汉武帝以及其后的昭、宣、元、成、平、章等皇帝为代表的政治家们，和叔孙通、陆贾、贾谊、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戴德、戴圣、刘向、刘歆、班固、扬雄、马融、何休、郑玄等思想家（礼学家）的合作。
礼治要从理论变成实践，要从思想的层面落实到制度的层面，进而影响到行为的层面，需要中介。
这个中介，就是政治特别是行政的环节。
而以最高统治者皇帝为代表的官方，正是这个中介环节的体现者和实施者。
这种情况，逻辑地决定了汉代礼学、礼治的现实性和实践性品格，以及不可避免地依附政治、为政治所用的可能性。
东汉名教的出现及其崩解，便是典型反映。
当然，由于政治家的参与和认可，汉代礼学发展迅猛，奠定了后世礼学的基本规模和价值取向，这也是思想家们寻求构建长治久安之道的精神慰藉。
其二，皇帝参与学术讨论并裁决是非。
从武帝举贤良对策，到宣帝石渠阁会议，再到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经历十余朝，横贯两汉时期，历时二百余年，皇帝关注并参与学术讨论，并亲自裁决学术问题，形成了最高统治者直接干预学术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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