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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节选)[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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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学会编辑部
一九四二、三、十”
像陶行知在重庆生活教育社召开的“十二周年纪念”
会上所讲的那样,生活教育社的成员在各地成立分社,进行活动。
在解放区,新教育学会成立前后,组建了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
延安分社于1943年3月15日,与边区政府教育厅、新教育学会共同召开了“延安各界生活教育运动十六周年纪念集会”
。
另外在1944年3月24日,新教育学会理事长徐特立成为发起人,召开了“边区国民教育座谈会”
,这天还因此成了“生活教育运动纪念日”
。
根据《解放日报》的报道:这两个集会的讨论是相同的,确认了以下论点。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的理想追求,总是从浓厚的实际精神出发的。
解放区的教育,必须学习陶先生的实际精神。
同时,为了实现先生的理想,还必须有民主的环境。
正是解放区具备了这种条件。
但是,解放区教育的现状如何呢?在这里还有深刻的缺陷,这就是生活与教育的脱离。
我们解放区的教师,必须学习陶行知的实际精神。
要从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必须保障为人民大众而实施的教育的普及和提高。”
“整风运动”
是为了端正党员的作风,使党的领导慢慢地立足于现实(“实事求是”
),确立根据群众要求办事的作风(“大众路线”
)。
在这个学习运动过程中,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尤其是其“从实际出发,与实际结合”
的思想和实践,承担了触动和启发作用。
延安新教育学会编的《行知教育论文选集》,相继由胶东新华书店1946年8月,冀东新华书店1949年5月出版。
另外,晋察冀边区发行的杂志《教育阵地》在报道陶行知突然去世的消息时,称“为哀悼这位伟大的教育家”
,决定编辑发行《行知教育论文选粹》(第7卷第2期,1946年8月16日号,编辑后记),但我没见过出版的《选粹》。
第三章陶行知与日本
一、陶行知流亡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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