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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玩具、镜子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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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玩具、镜子和艺术:技术文化的形变过程》(1977),是工作和乐趣的杂烩,名副其实。
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在度蜜月时完成的。
我用的是一台史密斯-克罗拉牌手提式打字机,当时住在旅店里。
文章是为了到纽约大学读“媒介环境学”
的博士而准备的(三年后,我在此拿到了博士学位)。
这篇文章成了我最受欢迎的学术论文,重印了四次(详见Levinson,1997b)。
只有我的科幻小说获得的重印率——我只写过一本科幻小说——才接近这个水平(详见Levinson,1995a)。
正如麦克卢汉的著作一样,我写《玩具、镜子和艺术》时,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个人电脑的革命。
不过,它确实提到了《纽约邮报》上的一篇文章《最新的自己动手热:电脑》(“Thelatestdo-it-yourselffetish:puters”
,Keepnews,1976)。
我是这样说的:“据报,家用电脑‘星火燎原’,多半是进入‘技术崇拜者’的家庭里,他们玩各种图像游戏和动脑筋的游戏”
(Levinson,1997b,p.164)。
实际上,《玩具、镜子和艺术》有这样一个主题:媒介以招摇的姿态进入社会时多半是以玩具的方式显身的。
它们多半是一种小玩意。
人们喜欢它们,是因为好玩,而不是因为它们能够完成什么工作。
1881年,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董事长威廉·奥顿(WilliamOrton)劝他运气不佳的朋友昌西·迪普(cyDepew),叫他不要收购贝尔电话公司16的股票,虽然贝尔的报价只有区区一万美元,且收购者终身拥有股权。
因为奥顿认为,刚发明的“电话是一种玩具”
,它没有“商业开发的可能性”
.(见Hogarth,1926)布鲁克斯(JohnBrooks)认为,电话在英国的使用耽误了十年,就是因为人们相信,它是一种“科学玩具”
(Brooks,1976,p.92)。
当然,奥顿的判断是错误的,因为他有所不知,电话的玩赏性本身就使它有利可图,使它能够被广泛接受和利用。
我们玩耍的东西使我们快乐,这就使它能成就了不起的商业效益。
到了19世纪末,美国的电话拥有量已经大大超过电报的拥有量,其比例是50∶1(Gibson,p.73)。
与此相似的节日氛围等待着其他的媒介。
爱迪生的唱机最初是当作新奇的玩意推销的,虽然他指望着更加严肃的用途(Josephson,1959,p.172)。
最初人们对电影的欣赏,不是因为其故事情节——那些片子没有情节,而是因为它们使人激动不已,是因为它们使活生生的人在放映机和银幕上还原。
所以就产生这样一些轰动的先驱电影:《弗雷德·奥特打喷嚏》(FredOtt’sSneeze,爱迪生)、《宝宝的第一餐饭》(Baby’sFirstMeal,吕米埃兄弟)。
实际上,回头去看一千年前,中国人发明的印刷机,首先是用来印制佛像和节庆贺词的,新闻和科学没有从中国人的印刷机中喷涌而出。
西方后来采纳并改进了印刷机之后,把它作为大众传播的引擎,这才产生了大量的新闻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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