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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煞风景”
的“狗耕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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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想型的中国传统，皇帝努力的方向是无为而无不为，士人则当致力于无用之用的大用。
近代与古代的一大不同，是以前士人追求无用之用，而看不起所谓“文人”
；当无用之用失去正当性后，前此的士人之所为，后来却成了“文人”
的象征。
王照在1900年说，中国“专有文人一格，高高在上。
占毕十年或数十年，问其所学何事，曰学文章耳。
此真世界中至可笑之一大怪事”
！
这些“文人”
只会“舞文弄墨，袭空论以饰高名”
；其“心目中不见细民”
，所学皆非于个人生活、社会、国家和世界“必不可少之知识”
，当然也不能靠这些人使国家富强。
[1]被鄙夷者成为鄙夷者自身的形象，其间的吊诡（paradoxical）意味，的确深长。
而一些近代读书人自身将这一“文人”
形象标举出来，有意无意之间却想要借以整体否定读书人。
在清代汉学家眼中，“一为文人，便无足观”
。
身与革命的瞿秋白在民国时呼应说：“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
他所谓“文人”
，乃是“读书的高等游民”
，即“书生”
的同义词。
这些人“对于实际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
。
故其“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
；甚至连学问也没有：“他自以为是学术界的人。
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真正的心得。”
[2]
总之，“‘文人’和书生大致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知识。
他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
，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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