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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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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动机
毫无疑问地，在中国思想史，乃至于东亚思想史上，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封新建伯，谥号文成，1472—1529）是极为重要的思想家，这是因为他的思想不仅仅影响了中国明代中后期思想的发展，也扩及到近代中国以及东亚诸国的思想界，其中又以日本为要。
而在明代中期之时，不论是从“觉君”
或是“觉民”
的角度来看王阳明的“良知说”
与“知行合一”
等学说，都是当时的一大警钟，时时刻刻提醒着人们自身的“心”
拥有做主的能力，能够知是知非，依此可以来应变万事万物，经纶天下。
而阳明的思想宗旨，莫不成为四百年后我们朗朗上口的话语，从此，更显示其思想的穿透力。
这样重要的思想家思想的创生过程，自然为思想史家所注目，亦是思想史写作中的重点。
近年以来，研究王阳明学说及其传播的历史过程，不但有较多学术著作的出版[1]，且阳明弟子们的文集也陆续点校刊行[2]。
此外，也有以阳明思想为主题的期刊、合集的出版[3]。
这表明“王学研究”
在学术界呈现欣欣向荣的境况，在现今思想史研究趋于没落的时期，可说是令人振奋。
从这些著作中，可以归纳出几个研究的面向：一是在研究主题方面，较偏重于王门后学的分化问题、各地区讲会活动与发展情况、后学们良知概念的异同、王学在下层社会的推展等。
二是研究的时段方面，对于阳明思想的讨论，时间点偏重于其晚年归越讲学后的种种发展。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研究是讨论阳明思想对当时士风所产生的影响[4]，但对于阳明本身方面的研究则没有太多的进展[5]。
三是从事王学研究的学者，其学术训练的背景大多是中文与哲学学科，反而历史学出身的学者相当的少。
这样的情况使得学界对阳明的研究较偏重在思想概念的理解，而未能深入探究这些思想概念产生的契机，例如说阳明思想的变化与当时学术与政治间，究竟有何关联？
虽然说通过这些著作，可以深入了解阳明后学对其思想的推衍，但对于阳明学说的成立，以及如何在正德、嘉靖之际（1506—1566）兴起的原因及过程，却语焉不详，使人有阳明学说成立的过程及其之后发展过程已获得合理解释的错觉。
尤其是这些著作在叙述阳明思想发展的历程时，或是引阳明门人钱德洪所编《年谱》中的记载，一语带过[6]；或是引相关学者的看法来佐证，但这些看法实未有明确的论述[7]。
迄今为止，仍未有深入且翔实的著作，清楚地说明阳明的思想历程及转折，更遑论清楚说明之后阳明思想在嘉靖朝以后的影响[8]。
因此，从这些著作中，无法让吾人对于阳明思想精神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其中原因在于这些著作对于阳明思想成立的描述，是建立在空泛的说法上，甚至有些是人云亦云的。
之所以会有如此的情况，关键点并不仅仅是学者们研究方向与取径的问题，而是没有从阳明所处的现实环境来理解其思想的曲折发展。
也因为不清楚阳明思想的现实因素，致使学者们在论述其思想时，容易陷入枝节的讨论。
所以，现今对于阳明思想研究的突破，应是寻找出其思想概念间的脉络，且这个脉络必须与现实因素相配合。
因为一个思想脉络的出现不会没有原因，脉络的曲折变化也不是随意发生，其中必有其因果关系。
所以，如果无法清楚地说明阳明思想产生与变化跟当时国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那么今日吾人对阳明思想精神的了解，仍然无法突破前辈们的看法。
本书通过对阳明在正德年间（1506—1521）种种作为的考证，厘清其思想变化与现实环境间的关系，说明影响后世甚巨的“良知说”
的形成过程，以彰显其思想的精神。
因此，在处理阳明思想脉络的问题时，试图紧扣两个问题。
一是阳明自身学术资源问题。
阳明思想历程复杂与多变是众所皆知，然而学界对此共识的讨论，却流于争论到底有几变的问题，而不从思想历程中来厘清其变化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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