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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勒墓前，唯有花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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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5月22日，人们在维也纳的格林津公墓（GrinzingerFriedhof）为一位指挥家下葬，如今人们站在同样的位置，则是纪念一位作曲家。
我在通往公墓的坡路左侧的一家只有一名丰腴美女的花店买了两束简约的花，当时既无创意更没有联想，而今回忆那个片刻，发觉我竟然在无意间模仿了马勒墓碑设计者约瑟夫·霍夫曼（JosefHoffmann）的风格。
死亡本是一种凝固，霍夫曼设计的用混凝土浇筑的粗粝碑身却让那种凝固言简意赅，显然这位维也纳分离派成员受命制作符合马勒遗愿的“简单的墓碑”
，正与他提倡“新艺术风格”
而专擅的方形或矩形的理念不谋而合，“方格霍夫曼”
倒模凸出1910—1930年在欧美流行的装饰艺术字体（ArtDeco）的古斯塔夫·马勒，实际上就是马勒临终前那句“以前来探访我的人会知道我是谁，其他人也就不需要知道了”
的深情缩写。
凝视着12个字母的碑文，最容易想到的词汇当属复活，在音乐史上马勒是一位培育了诸多新意的殉道者，他的晚期风格让我们愿意寻找并在已经找到的绝非过誉的如下言语中追古思今。
与马勒同乘一条船从纽约返回巴黎的茨威格形容病重的马勒“脸色苍白如临终之人，他的侧影映在天与海无尽的灰色间，显出无限的悲怆，却又因他的伟大而显得庄严，像音乐一般，缓缓朝着完美的结尾行进”
。
在《古斯塔夫·马勒的重返》一文中茨威格又写道：“他的意志实现了，把大家认为已经死去的人当作幸福地复活的人来感受，乃是莫大的乐趣。”
卡尔·摩尔作为继任的岳父始终陪伴在马勒身边，他独自一人目睹了马勒的离世，他说马勒的遗容“是一张因为衰老而变丑的面孔，还带着绝望的微笑”
。
瓦尔特如此描写安葬的情景：“当我们把灵柩抬入格林津墓园时，霎时风雨大作，几乎使仪式无法进行，一大群前来送行的群众，人人静默无语。
可是在灵柩放入墓穴的那一刻，突然阳光穿破乌云映照大地，一道彩虹出现在天际。”
阿尔玛说：“他为永恒的善进行的真正的斗争，他那超越任何平庸的高尚，他直到死亡对真理的热爱，这些都成为一种圣洁的生活楷模。”
理查·施特劳斯得知马勒去世后在其日记中写道：“这位有抱负、理想主义、充满活力的艺术家的死是一个重大的损失……犹太人马勒能够达到基督教的崇高（境界）。
过去，英雄瓦格纳在叔本华的影响下回到了崇高。
依我来看，很明显德意志只有把自己从基督教中解放出来，才能获得新的活力……我要把自己的《阿尔卑斯山交响曲》成为《反对基督者》，因为它表现了依靠自身力量获得道德净化，通过工作取得解放，对永恒的、伟大的自然的崇拜。”
勋伯格用那幅表现主义的布面油画《马勒葬礼》（TheBurialofGustavMahler）以及1911年出版的《和声学》献给他的先师，而葬礼上他的祭奠花环写着“这个使我们陷入极度悲伤的帝国不再拥有神圣的古斯塔夫·马勒了，为了生存他给我们留下了他的作品和他的影响的永恒的典范”
。
勋伯格在马勒去世整整一个月后于1911年6月17日写成的六首钢琴小品（Op.16）中的微型织体结构显然是受到了葬礼进行期间从格林津教堂传来的钟声的启迪。
在马勒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勋伯格称赞马勒“是一位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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