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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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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鲸类到卷尾猴，很多动物物种都有一种或多种形式的社会传递，这些传递需要某种形式的社会学习。
而最具有文化性的非人动物当属类人猿无疑，尤其是黑猩猩和猩猩。
野外的观察发现，这两个物种有相当大量的种群特定行为，这些行为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而且这些行为都涉及社会学习（Whiteal.，1999；vaal.，2003）。
实验研究也证实了，这两个物种具有一些社会学习技能，如学习使用一种新异的工具，并且在之后的野外生活中可以代际传递下去（Whiten，2002）。
但是，类人猿的这种文化并不是人类的文化。
托马塞洛（Tomasello，2011）认为，类人猿的文化以“掠夺”
（exploitive）为主要特点，即个体学习他人时，被学习者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被观察。
而现代人类文化则相反：它是以合作为基础，成人会主动地、利他性地教导儿童，儿童则主动地遵从成人，这是一种适合文化群体合作的方式。
这种文化的合作形式，可能正是由早期人类高度合作的生活方式而产生的，同时也正是因此，类人猿的社会学习才会转变成真正的文化学习。
教导正是借鉴了合作交流的基本结构，即我们会告诉他人一些事情以帮助他们，而一致性则是因为希望与群体的规范期望保持一致的模仿。
现代人类并不是从头做起的，而是起源于早期人类的合作。
人类文化是早期人类合作的放大。
群体认同
早期人类小范围的合作觅食是一种暂时稳定的适应性策略。
根据托马塞洛等人（Tomaselloetal.，2012）的假设，其最终会因为两个本质上的人口因素而失去平衡。
第一个因素是与他人的竞争。
这就意味着，这些组织松散的合作者必须形成一个适当的社会群体，以保护他们的生活免于侵略者的入侵。
早期人类的这种松散的社会群体，在压力之下，会转化成为一个凝聚的合作群体，这个群体有共同的目标——群体的存活（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需要与其他人合作来进行觅食和战斗），同时为了这个共同目标，群体内会进行劳动分工。
就早期人类的小范围合作来说，这意味着群体成员是有动机来帮助他人的，因为他们现在始终是与他人相互依赖的：“我们”
必须共同与“他们”
竞争，以免受“他们”
之害。
因而，个体开始将他们自己理解为特定社会群体的一员，有着特定的群体身份，这就是所谓的文化，这种理解是基于整个群体都具有的“我们”
这一意图性。
第二个因素是增加的人口规模。
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人类倾向于分割为更小的群体，逐渐形成了所谓的部落组织；部落组织中，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社会群体，其中每一个都是单一的超群或者说“文化”
。
这意味着，辨认其他人是否属于自己的文化群体就变得非比寻常了，当然，我们也需要确保他们能认出我们来。
这种双向的识别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我们自己文化群体中的成员，才可以与其分享技能和价值观，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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