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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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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问题在当代世界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至今,对文化身份认同研究仍是西方学术界的重要议题,仍受到新左派、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的特别关注。
其最为基本的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
就本质而言,身份认同就是来追问“我(现代人)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
等问题。
在后工业化时代探讨身份认同问题,大众传播媒介是其不能忽视的重要的影响因素,人们生活在媒介无处不在的世界,各类图像、符号和话语充斥于人们的生活,在当代身份认同中产生重大的影响。
媒介不断建构人们的世界,人们内心的不安与焦虑也因为媒介的使用而不断地增加。
因此,就现实意义看,媒介批评理论对身份认同的研究具有更为迫切的现实需要。
关于文化身份认同的研究究竟兴起于何时?克里斯·贝克尔在《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中指出,由于政治斗争、哲学与语言学研究的推动,“身份”
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的中心议题。
而乔纳森·弗雷德曼在《文化身份和全球化进程》中则认为,西方对文化身份政治的关注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现,“从70年代中期起(在美国还要更早)兴起的文化政治从建立在普遍进步和发展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全面转向与性别、地方或种族身份相关的文化身份政治。
这表现为‘新’身份、新社会类别以及通常情况下新政治群体的增生。”
[1]国内学者周宪简要勾勒了国际身份认同研究的状况:“从经典的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到拉康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认同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
虽然其理论局限在只关注个体认同问题,局限于个体主体性的探讨,但是它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尤其是精神分析所揭示的那种新的、变化的、非中心化的主体观,是对传统的、固定不变的、笛卡儿式主体观念的有力颠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认同问题作为焦点问题被凸显出来,它不仅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领域得到了拓展,而且广泛延伸到社会学、哲学、教育学、政治学、媒体研究等诸多领域,其中霍尔的认同理论特别有影响。”
[2]
哲学研究层面将身份认同结构分为客观的“我”
与主观的“我”
两部分。
客观的“我”
是指行动者站在他人立场上对自己形成的认识,而这个他人的立场与视角则是通过文化形成的。
行动者将这种视角内化,并由此判断、评价并监控自己的行动。
大多数人都希望并需要维持一个受人尊敬的社会身份,建构稳定的、有效的、客观的“我”
。
这种愿望与需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人们的行动。
同时,当人们批评他人行动不当或违反某些社会行为规范的时候,也是在诉诸身份认同;而受批评的人之所以愿意接受批评、道歉并且改正,也是因为他们内化了别人的视角,希望在自己的心目中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但是,只有客观的“我”
还不足以解释有关行动者身份认同的所有问题。
例如,在整个生命旅程中,人们的社会身份(即客观的“我”
的一种体现)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行动者身上却会保持某些特性,会超越这些变化而始终如一。
它们监控行动者构建客观的“我”
,对自我进行判断并且对判断的结果负责。
另外,有些时候,我们的行动甚至会令自己感到惊讶,这些行动通过我们自身得以实现,但是却似乎并不完全符合我们的社会身份,也不是预先设定的。
所有上述情况都可以用主观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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